技術發(fā)展不斷對全球治理提出新要求。德國學者近期在《國際政治》上發(fā)文探討“民族主義4.0”，認為全球技術軍備競賽、缺乏法律制約、灰色地帶增加以及國內控制的數字化，將導致各方更多的以“民族主義”視角來看待和運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并認為由此將導致國際社會面臨新的威脅。
這種觀點的提出是有意義的，但其背后的認知分析框架并不能真正適應當下需求，難免陷入某種結構性困境之中。
首先，對人工智能的認識以及討論應避免泛神秘化。其一，從人工智能自身真實的發(fā)展程度而言，距離所謂“能自主思考的機器”，或者“可以像人一樣的機器”，乃至“可能威脅整個人類生存的機器”出現還有相當距離。其二，人工智能等相關概念受到追捧，與當下的經濟—技術—金融生態(tài)體系密切相關。對其真實發(fā)展態(tài)勢的認知，需要克服服務于金融投機需求的認知泡沫。其三，與中國崛起同期疊加的人工智能發(fā)展，成為認識和理解所謂“中國威脅”的符號化標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人工智能以及5G被賦予了地緣政治競爭的特殊色彩。克服這種簡單化、機械化理解，是正確認知人工智能的必要條件之一。
其次，要擺正人工智能與國際關系的位置。一方面，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更加廣義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都是發(fā)生在既定國際體系框架內的。另一方面，歷次技術革命，都伴隨著國際體系內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不同國家把握技術變化并將其運用于自身實力提升的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同時，截至目前的具體實踐來看，人工智能也好，信息通信技術革命也罷，并不是所謂“能夠一口吃成個胖子”的仙丹，更多地表現為某種“催化劑”“加速劑”。但整體來看，更多的變化還是要回到人工智能以外的領域，用更加傳統(tǒng)的系統(tǒng)分析框架，去尋找國際體系變化的深層原因。
真正讓今天的世界面臨風險的，主要不是人工智能的最新進展，而是被這種進展放大或催化的全球治理體系缺陷。這種缺陷的核心特征，是某些發(fā)達國家基于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以排他性方式追求自身安全和發(fā)展。從國際社會的維度來看，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種形式的安全困境之中;從國內的維度來看，相關做法導致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所謂“民族主義4.0”等結論，建立在可以商榷的理論基礎上，是嘗試用否定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錯誤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典型。
人工智能影響國際體系的作用機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fā)生。并非所有國家，尤其是并非所有發(fā)展中國家都具備任意利用人工智能趕超發(fā)達國家的系統(tǒng)能力。不能把人工智能變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對國際體系的安全、穩(wěn)定和發(fā)展來說，主權國家，尤其是西方發(fā)達國家如何實質性克服自我中心主義的窠臼，真正順應市場經濟的內生需求，以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自身與國際體系的均衡發(fā)展，才是比人工智能更加重要，也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類社會的福祉，高度仰賴于科學技術。整體上看，推進新技術的發(fā)展，是歷史前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公正平和地看待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客觀理性地解決相關分歧、沖突和矛盾，將有助于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道路上，邁出更加堅實的前進步伐。
(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